1、团伙作案的成功率大于单独作案。

　　(1)互相为“托儿”，蒙蔽性大。常见于诈骗、集资诈骗等案件中。如李某等3人诈骗案，三人均有正式职业，以发生交通事故急用钱为由，用外币兑换人民币赚取差价诱使熟人自愿上钩，均得逞。(2)胁迫力强。诸如抢劫、斗殴、敲诈勒索等的多发性犯罪，就是要用以强欺弱、以大欺小的团伙架势慑倒对方才易得手，使其不敢作声、不能反抗。(3)有些案件需多人配合。常见于飞车抢夺、盗窃、拐卖妇女、儿童和毒品案件中。此种犯罪预谋性强，分工负责严密。如张某等14 人拐卖儿童一案，该犯罪团伙共贩卖婴儿十几人，分工明确，形成了拐骗、运输、贩卖一条龙，犯罪活动十分猖狂，对被拐卖儿童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也给社会带来了极恶劣的影响。

　　2、社会环境因素。

　　(1)歪风邪气的影响。在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，眼看一部分人迅速窜富，“拜金主义”和“享乐主义”腐朽思想的侵害，造成一人的心理失衡。致使现今的犯罪团伙已不再是单纯为求生存温饱而走上犯罪道路，更多的是为了寻欢作乐贪图享受而误入歧途。(2)不良文化的影响。带有宣扬犯罪的影碟、网站、书刊等，给犯罪团伙提供了直接仿效的条件，从而诱发犯罪。如张某等10人抢劫、盗窃一案，就是模仿电视情节，滴血结盟成立“青龙帮”，平日里经常纠合在一起，做些偷鸡摸狗、为非作歹的事情，引发多起恶性案件。

　　3、“同命相连”感容易形成团伙。

　　这些团伙成员经历或家庭状况相同，如都为父母离异或都有被别人骗的经历，“同命相连”的感觉使他们有归属感，容易一拍即合。常见于未成年人、劳释人员和聋哑人犯罪团伙。这些人多为生活的“弱者”，得不到社会的正视和家庭的温暖，自认被社会抛弃，思想包袱过于沉重，生产生活难以步入正轨，很容易与一些“同命相连”的人拉帮结伙，以难友相聚，以犯罪为业，纠合在一起，演变成为现今的犯罪团伙。这些人一般更讲义气，或有专门纪律，一旦被抓获，只能承认自己的被抓获事实，对于团伙的任何情况都不能泄漏，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这一方面加大了侦查取证的难度，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及时的发现其他犯罪、加强犯罪预防，容易使其他犯罪人逃脱法网。

　　4、小集团利益驱使。

　　这类团伙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，往往通过贿赂、引诱、威胁等手段，把一些意志薄弱、立场不坚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拉下水，迫使他们参加其集团，并为犯罪提供非法保护、帮助隐慝、毁灭、伪造相关证据，为该小集团创造更加丰厚的物质财富。有些依此原因进行纠合的成员具有一定的家族因素，多集中于乡镇、农村及城乡结合部，成员稳定，组织形式较松散，没有明确的分工，平时各忙各自的，一旦其有了事情，则迅速集结，且其行为在一定区域内影响较大。如有的团伙在村民民主选举中，为了保护本姓体系的既得利益，或扩大本姓体系的影响范围，大肆行贿，暴力打击竞争对手，左右村政权。一旦有成员进入村领导班子，就会“恶人治村，恶霸当家”，形成农村恶势力，即称霸一方、为害乡里的违法犯罪团伙。

沙登峰 高级律师